本文作者 | Mars Yang

图片来源 | 互联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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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中叶，中国社会充满了激变、碰撞和动荡，各方势力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撕扯拉锯，各路思想文化也在人潮中激烈交锋。彼时的香港，却因特殊身份偏安在祖国东南一隅，成为乱世中难得的平静窗口。

自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，闭关锁国的政策被强行打破，几乎所有的西方列强都想在中国咬下一口肉。面对西方列强的瓜分，中国内部也在积极求新求变，激进派和守旧派之间的斗争也愈发激烈。但由于两次鸦片战争后，中国被迫开放了诸多通商口岸，外国商品已经不再需要绕道香港才能进入内地市场，使得香港的转口贸易优势逐渐弱化。曾经因鸦片和转口贸易积累起来的巨量资金，也在寻找新的出路。当然，这些洋行放弃利润丰厚的鸦片贸易，并不是其良心发现，而是内地产量逐年上升，让曾经需要靠进口满足的市场，逐渐转向更便宜的自产。

以4大洋行之首的怡和洋行为例，怡和从1872年后放弃了对华鸦片贸易。但放弃对华鸦片贸易之前，已经将业务重心转入基建（包括铁路、航运、船坞、工厂、矿产、军火及银行），通过买办和合资入股形式，渗透到几乎所有行业中。早在1841年，怡和洋行就在香港买下一片土地，建立货物仓库，并在香港修建码头；1844年承租了北京大片土地，取得英租界一号土地证；同年上海首次拍卖土地，也被怡和洋行购入；洋务运动期间，怡和洋行还向中国提供了大量机器设备和军火弹药，晚期三巨头的李鸿章、张之洞和左宗棠，都曾通过怡和洋行购买西方新式武器装备；1875年作为代理人，修建了中国第一条铁路吴淞铁路，并在1876年投入运营；1877年入股汇丰银行，正式成为汇丰银行的股东（尽管怡和洋行曾阻挠汇丰银行成立，并与其争夺汇兑业务，但无奈汇丰银行越做越大，只能放弃抵抗选择加入）；

体量庞大的洋行，也吸引了几乎所有现代金融的必要行业落户香港（或在香港设立分行）。银行业的代表渣打银行（1859年取得香港的发币权，甚至代行了部分中央银行的职能）、汇丰银行（1865年成立，并于1866年取得香港发币权，晚清时期甚至把控了清朝政府的海关税权、盐税权）、丽如银行（1845年建立，并于次年取得香港发币权）、法兰西银行和有利银行。

与贸易伴生的保险业务则几乎与洋行同时落地香港。如1805年在广州成立的谏当保险行（Canton Insurance Society，又是由怡和和宝顺洋行合办），在1841年英军占领香港后，也搬迁到香港；同时洋行自身也会作为保险代理，代理英国本土的保险公司签办海运及货物保险；随着洋行业务的快速扩展，保险承保的范围也逐步扩大到火险、意外险和人寿险等险种。

有了商业公司和银行，香港的证券市场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。早在1860年左右，英商与中商成立合资公司时，就已通过中间人撮合，进行私人间的股票转让交易。随着中国商人逐步参与到香港的商业活动中，1866年香港就成立了非正式的证券交易市场，但直到1891年香港经纪协会成立，将亟待交易的公司股票通过经纪人制度，释放到市场中，市场化的证券交易才算正式开始。

由于外国先进的商业理念传入，中国资本也开始进入近代商业圈。晚清至中华民国时期，中方资本和企业也逐步入驻香港，包括中国银行（香港分行1917年成立）、东亚银行（1918年成立），华资持股的保险公司也与1903年进入香港。而中方资本的商业公司，也陆续入驻香港，如招商局（1882年）、香港中国旅行社（1928年）等。

至此，香港金融市场也拥有了基本雏形，并形成了外资为主，中资为辅的经济局面。虽然从各个方面看，香港远比不上同时期的上海，但正如之前所说，香港的特殊地位（英国殖民地），使得香港能长期保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。而这一相对稳定的环境，也在不断吸引动荡中的内地资本和居民。时至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和二战的全面爆发，大量内地资本和居民为躲避战火，纷纷前往香港避难，希望香港的殖民地地位能获得庇护。同时香港作为华南区重要的深水码头，香港承担起部分援华物资和进口物资的转运功能，香港的航运仓储功能获得极大发展。1938年初，依照周恩来指示，杨廉安在香港创办联和行（Liow & Co.;），即华润公司的前身，为内地采购所需物资。

但1941年12月，日本击败了英军（主力为加拿大部队）占领香港，将香港境内的仓库、码头、工厂、商行全部占有，并将占据香港主导地位的几家大型银行（汇丰、渣打、有利等）强制清盘，抢劫这些银行的资产；并以极低的兑换比率（军票没有储备金，价值等同于白纸，兑率初期2：1，后期4：1），强制用日本军票兑换港币（如果拒不兑换或拒绝使用军票的，就会被日军施以重刑），抢劫平民财富。大量居民因缺衣少食而死亡，甚至为了减小香港需要养活的人口，驱逐大量香港居民回内地，并制造多起屠杀惨案，使香港人口由1941年的161万跌至19845年的60万。彼时港币虽无法在香港使用，但在整个东南亚地区，港币仍是市场承认的货币。因此日本有在没有储备金的情况下，逼迫汇丰、渣打和有利银行签发大面额港币，以便日本在东南亚使用港币购买物资。在日占时期，香港整个社会都受到巨大打击，不但居民财富被掠夺一空，港币的信用体系也受到巨大打击。

在日占期间，香港居民也自发形成多个抗日组织，协助收集情报、接送协助盟军人员逃离日占区，其中的港九大队更是被归入东江纵队麾下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香港凭借航运基础得以恢复生机，加之内地再次陷入战火，令大量难民和资金逃往香港，再一次为香港经济注入动力。截至1950年，香港人口已经激增至236万，为香港经济的再一次发展储备下足够人力。

自1841年至1950年，香港的发展其实一直没能追上北方的上海，这与两者的地理位置密不可分。上世纪中国对于外国人来说，是一片神秘莫测的土地，而上海紧邻长江水系，与传统的江南富庶之地一衣带水，从上海能够快速进入中国腹地广阔的市场。虽然香港紧邻珠江，但这里的国土范围和富庶程度远比不上长江。因此香港的发展虽然快速，却并没有出现爆发式增长。

随着时代变迁和国际形式的变化，香港将再次因特殊身份和地理位置，迎来新一轮大规模发展。下一篇，我们接着说，香港是如何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