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作者 | Mars Yang

图片来源 | 互联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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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望历史，几乎都是在动荡和冲突中蹒跚前行，有的在冲突中沉沦，有的则在激荡中觅得新机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内地爆发解放战争。随着战争形式的逆转，上海解放已成既定事实，与国民党关系甚密的内、外资商行和银行因担心被牵连，而纷纷逃离旧上海。香港作为英属殖民地，再一次成为这些外逃资本的避风港，为香港带去极其可观的资产和人口。在逃港的人群中，不仅有普通市民，还有大量专业人群，其专业涵盖制衣、制表、小五金件、玩具等轻工产业。这些专业人群在抵港后重操旧业，不仅为之后的香港工业化转型提供了坚实基础，还成为日后香港华资企业崛起的种子。

1945年后，日本处于美国的管制之下，虽然美国与日本在二战中打得不可开交，但看到日本低廉的劳动成本和听话的态度，还是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入日本。新中国成立后，虽然西方世界对实行共产主义的中国大陆存在戒心，虽然没到撕破脸皮的地步，但与中国内地的经贸往来确实受到大幅影响。而内地则与苏联关系紧密，资金和技术也大多通过北方进入。因此，香港虽然仍是对华贸易的重要中转港，但国际贸易和航运业带来的红利已经大不如前，香港经济自此进入下滑阶段。

朝鲜战争爆发后，美国拉拢西方社会对中国实施禁运。禁运的实行让香港航运和贸易业遭受重大打击，迫使香港社会寻求新的经济重心。之前逃到香港的轻工业人才开始发挥作用，最先起步的，是香港的钟表制造业和塑料加工产业，接着成衣和玩具产业也逐渐成型。这些产业无法靠本港提供原料，只能依靠来料加工再出口，赚取微薄利润艰难度日。

随着西方消费市场的快速扩大（主要是凯恩斯主义在西方风行，创造了巨大的消费需求），以及日本的产业再升级（毕竟日本有工业化的底子，加上美国有意将其扶持为远东地区对抗中国和苏联的先锋），劳动密集型产业又从日本转出，奔向社会稳定且亲西方的几个地区：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和韩国。

轻工业的转移，为香港带来大量稳定的出口订单，1953年美国又开放了香港制造商品的准入许可，让香港获得快速工业化的机会（尽管工业规模并不算大，但相比香港本身的体量，已经算难能可贵）。工业化的快速发展，刺激了香港本地的航运和贸易业发展，同时工业发展又带动银行、股市等金融行业，将香港经济拖出泥潭。而从1957年起逃港的内地居民，为快速发展的香港轻工业持续注入动力，并推动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快速崛起。一大批耳熟能详的港商或港企，都在这个时候起步。

1950年李嘉诚在筲箕湾创立长江塑胶厂，以生产塑料花起步，并于1958年购入北角一块土地，正式进入房地产市场；1958年李兆基、郭得胜等8人成立永业公司，涉足房地产。1963年又成立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；霍英东在1953、1954年创立了立信置业和有荣公司，并在不久后成立霍英东集团（楼花或称按揭也在1953年由霍英东首创）；郑裕彤在1960年，邀集旧同事创立周大福珠宝有限公司，并在1970年创建新世界发展公司； 

到七十年代，香港商品出口量飙升至81%，让香港本地居民和公司积累下巨量财富，这些增加的财富流入股市（当时认为股市资金套现比房地产容易），推动香港股市一路上涨，吸引了大量市民涌入其中。而大型企业则趁地价低迷阶段购入大量土地进行开发，再通过上市融资获取资金，进行更大规模的土地开发，快速扩大华资在香港经济中的比重。当然，看重香港经济前景的，并不止本港华人企业，曾经主导香港经济的几大洋行（怡和的香港置地、九龙仓，太古洋行的太古地产等），也在疯狂投资开发香港地产。

社会财富流入股市楼市，推动了股市繁荣，也推动了房价地价的上涨（听起来是不是似曾相识）。而与股市楼市息息相关的金融服务业（包括银行信贷、按揭服务、经纪服务等）也获得快速发展，香港金融服务业也在此时成型并稳定下来。此时的香港制造业繁荣，房地产和股市蓬勃向上，航运和贸易业欣欣向荣，大量财富在香港汇聚，让香港跃入亚洲四小龙之列。

时至1971年底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为标志，世界经济迎来向下拐点，加上1973年石油危机的影响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经济全面下滑，各国都加强了自身的贸易保护壁垒，香港的出口经济也深受到影响。为平抑世界经济波动给香港造成的影响，香港政府一边将港币锚定与英镑脱钩，转入美元怀抱；一边推出“三个多元化计划”（工业多元化、经济结构多元化、市场多元化），进一步扩大了香港的经济基础。并在1974年开放黄金市场、1977年建立商品期货市场、1978年开放银行牌照。此时的香港坐拥20年工业化积累的财富，以及因此打下的贸易基础，再通过多项政策解除金融市场的限制，让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港；

反观中国内地，由于从苏联方面获得的技术支持日渐减少，而美国为拉拢中国，落实了由邓公主导的“四三方案”，一方面让中国看到世界科技技术的进步，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这一广阔市场。而香港因中国地缘血缘和西方社会习俗的双面性，再次成为中国与西方世界交流的窗口。

1978年内地确定改革开放政策，1979年深圳市建立，并在1980年正式成为经济特区。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，凭借极低的用工成本和便捷的来往交通，吸引了大量港商（或通过港商）前来投资。

有趣的是，香港本地的华人资本也在此时开始发力，通过股权并购的方式狙击传统的洋行资本。1979年李嘉诚与包玉刚密会，转让手中1千万股九龙仓股票，换取其支，持承接和记黄埔在汇丰银行手中的9千万股股票，成功入驻和记黄埔。而包玉刚乘胜追击，以21亿港币继续吸收九龙仓股票，最终成功掌控九龙仓。以此为标志，华人资本将主导香港百余年的英资赶下王座，正式成为香港的主导资本。

为服务这些活跃的资本，香港金融服务行业再一次迎来发展热潮：一方面大量外资银行在香港成立分行，为资本提供服务；另一方面众多跨国企业为开拓内地市场，也纷纷在香港成立亚太总部；而香港证券交易所也吸引了大量企业上市，为开拓内地市场融资；到1986年，香港联合交易所成为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的正式成员。香港的金融服务业也成为继地产、进出口贸易、旅游之后的第四大支柱，并将香港推到了“纽伦港”的新金融地位，成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。时至1997年回归，香港已经成为国外资本和技术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。

纵观香港的发展历史，一面是与中国割舍不断的血缘联系，另一面是百年西方文化的浸染，香港在外资与内地之间穿梭发展。随着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，香港的通道作用也在弱化，如何在新形势下谋求新发展，又成为摆在港府面前的新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