你方唱罢我登场——香港如何成知名世界金融中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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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 | Mars Yang

图片来源 | 互联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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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望历史,几乎都是在动荡和冲突中蹒跚前行,有的在冲突中沉沦,有的则在激荡中觅得新机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,内地爆发解放战争。随着战争形式的逆转,上海解放已成既定事实,与国民党关系甚密的内、外资商行和银行因担心被牵连,而纷纷逃离旧上海。香港作为英属殖民地,再一次成为这些外逃资本的避风港,为香港带去极其可观的资产和人口。在逃港的人群中,不仅有普通市民,还有大量专业人群,其专业涵盖制衣、制表、小五金件、玩具等轻工产业。这些专业人群在抵港后重操旧业,不仅为之后的香港工业化转型提供了坚实基础,还成为日后香港华资企业崛起的种子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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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5年后,日本处于美国的管制之下,虽然美国与日本在二战中打得不可开交,但看到日本低廉的劳动成本和听话的态度,还是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入日本。新中国成立后,虽然西方世界对实行共产主义的中国大陆存在戒心,虽然没到撕破脸皮的地步,但与中国内地的经贸往来确实受到大幅影响。而内地则与苏联关系紧密,资金和技术也大多通过北方进入。因此,香港虽然仍是对华贸易的重要中转港,但国际贸易和航运业带来的红利已经大不如前,香港经济自此进入下滑阶段。

朝鲜战争爆发后,美国拉拢西方社会对中国实施禁运。禁运的实行让香港航运和贸易业遭受重大打击,迫使香港社会寻求新的经济重心。之前逃到香港的轻工业人才开始发挥作用,最先起步的,是香港的钟表制造业和塑料加工产业,接着成衣和玩具产业也逐渐成型。这些产业无法靠本港提供原料,只能依靠来料加工再出口,赚取微薄利润艰难度日。

随着西方消费市场的快速扩大(主要是凯恩斯主义在西方风行,创造了巨大的消费需求),以及日本的产业再升级(毕竟日本有工业化的底子,加上美国有意将其扶持为远东地区对抗中国和苏联的先锋),劳动密集型产业又从日本转出,奔向社会稳定且亲西方的几个地区:台湾、香港、新加坡和韩国。

轻工业的转移,为香港带来大量稳定的出口订单,1953年美国又开放了香港制造商品的准入许可,让香港获得快速工业化的机会(尽管工业规模并不算大,但相比香港本身的体量,已经算难能可贵)。工业化的快速发展,刺激了香港本地的航运和贸易业发展,同时工业发展又带动银行、股市等金融行业,将香港经济拖出泥潭。而从1957年起逃港的内地居民,为快速发展的香港轻工业持续注入动力,并推动香港的房地产市场快速崛起。一大批耳熟能详的港商或港企,都在这个时候起步。

1950年李嘉诚在筲箕湾创立长江塑胶厂,以生产塑料花起步,并于1958年购入北角一块土地,正式进入房地产市场;1958年李兆基、郭得胜等8人成立永业公司,涉足房地产。1963年又成立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;霍英东在1953、1954年创立了立信置业和有荣公司,并在不久后成立霍英东集团(楼花或称按揭也在1953年由霍英东首创);郑裕彤在1960年,邀集旧同事创立周大福珠宝有限公司,并在1970年创建新世界发展公司; 

到七十年代,香港商品出口量飙升至81%,让香港本地居民和公司积累下巨量财富,这些增加的财富流入股市(当时认为股市资金套现比房地产容易),推动香港股市一路上涨,吸引了大量市民涌入其中。而大型企业则趁地价低迷阶段购入大量土地进行开发,再通过上市融资获取资金,进行更大规模的土地开发,快速扩大华资在香港经济中的比重。当然,看重香港经济前景的,并不止本港华人企业,曾经主导香港经济的几大洋行(怡和的香港置地、九龙仓,太古洋行的太古地产等),也在疯狂投资开发香港地产。

社会财富流入股市楼市,推动了股市繁荣,也推动了房价地价的上涨(听起来是不是似曾相识)。而与股市楼市息息相关的金融服务业(包括银行信贷、按揭服务、经纪服务等)也获得快速发展,香港金融服务业也在此时成型并稳定下来。此时的香港制造业繁荣,房地产和股市蓬勃向上,航运和贸易业欣欣向荣,大量财富在香港汇聚,让香港跃入亚洲四小龙之列。

时至1971年底,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为标志,世界经济迎来向下拐点,加上1973年石油危机的影响,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经济全面下滑,各国都加强了自身的贸易保护壁垒,香港的出口经济也深受到影响。为平抑世界经济波动给香港造成的影响,香港政府一边将港币锚定与英镑脱钩,转入美元怀抱;一边推出“三个多元化计划”(工业多元化、经济结构多元化、市场多元化),进一步扩大了香港的经济基础。并在1974年开放黄金市场、1977年建立商品期货市场、1978年开放银行牌照。此时的香港坐拥20年工业化积累的财富,以及因此打下的贸易基础,再通过多项政策解除金融市场的限制,让香港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港;

反观中国内地,由于从苏联方面获得的技术支持日渐减少,而美国为拉拢中国,落实了由邓公主导的“四三方案”,一方面让中国看到世界科技技术的进步,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这一广阔市场。而香港因中国地缘血缘和西方社会习俗的双面性,再次成为中国与西方世界交流的窗口。

1978年内地确定改革开放政策,1979年深圳市建立,并在1980年正式成为经济特区。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,凭借极低的用工成本和便捷的来往交通,吸引了大量港商(或通过港商)前来投资。

有趣的是,香港本地的华人资本也在此时开始发力,通过股权并购的方式狙击传统的洋行资本。1979年李嘉诚与包玉刚密会,转让手中1千万股九龙仓股票,换取其支,持承接和记黄埔在汇丰银行手中的9千万股股票,成功入驻和记黄埔。而包玉刚乘胜追击,以21亿港币继续吸收九龙仓股票,最终成功掌控九龙仓。以此为标志,华人资本将主导香港百余年的英资赶下王座,正式成为香港的主导资本。

为服务这些活跃的资本,香港金融服务行业再一次迎来发展热潮:一方面大量外资银行在香港成立分行,为资本提供服务;另一方面众多跨国企业为开拓内地市场,也纷纷在香港成立亚太总部;而香港证券交易所也吸引了大量企业上市,为开拓内地市场融资;到1986年,香港联合交易所成为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的正式成员。香港的金融服务业也成为继地产、进出口贸易、旅游之后的第四大支柱,并将香港推到了“纽伦港”的新金融地位,成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。时至1997年回归,香港已经成为国外资本和技术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。


纵观香港的发展历史,一面是与中国割舍不断的血缘联系,另一面是百年西方文化的浸染,香港在外资与内地之间穿梭发展。随着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开放,香港的通道作用也在弱化,如何在新形势下谋求新发展,又成为摆在港府面前的新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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