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小渔村的逆袭之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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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作者 | Mars Yang

图片来源 | 互联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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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,一个繁荣且充满活力的城市,也是商业和金融繁荣的城市,更是人员和商品快速流转的城市;曾经香港的富庶人人向往,现在又成为资金进出的门户;在这里,各种文化交融碰撞,各路资金融合汇聚,又如潮水般冲回市场,成为影响世界金融市场的重要砝码。回望历史,香港的发展历程,恰如振奋人心的逆袭,从海边无名小渔村,一路发展成为世界最知名的大都会之一。现在,就让我们回溯时间,从伶仃洋边那个小小村落说起。


香港小渔村


超乎大部分人的想象,香港本身的历史其实很久远,早在四千年前的新时期时代,就有先民在此地居住,秦平定百越后,设置了南海、桂林、象郡三郡,而香港所在的位置,则归入南海郡番禺县、汉朝时归入南海郡博罗县、晋隋时期归属于宝安县、到唐朝时期,宝安县改为东莞县,而现在香港所在地,也归入东莞县管辖,唐军在此也有驻军,并巡视海防。到南宋朝时期,随着政权南移,大量人口迁入南方,使得整个南方经济文化水平都有了较大提升,各种自然资源也因人流涌入,得到进一步开发。

明清时期,香港已经归入广东省新安县(也就是现在的深圳)管辖,产于东莞的沉香也大部分通过香港出口,相传这也是“香港”这一名称的来源。彼时的香港,虽然已经有4千余居民,并有香料出口的海运码头,且在九龙、赤柱等地有驻军,但本质上还是以农、渔、采石业为主的小农经济渔村。

1757年,乾隆帝下令“一口通商”,实行闭关锁国政策,广州成为唯一对外通商的口岸,与外界的商品贸易都必须通过广州,为规范外商(主要是西方商人)的活动范围,广州在珠江边建立了中外交易场所“夷馆”,将外商都圈在夷馆范围内活动,并通过“广州十三行”与洋人接洽贸易。在被“圈”住的西方商人中,就有东印度公司、怡和洋行(英)、宝顺洋行(英)、旗昌洋行(美)等。香港在航路上靠近广州,加上广州港因水深无法泊入大型船只,只能在香港这样的深水港停泊卸货,换成小吨位船只才能进入广州港,因此香港也获得了一定发展。


香港港口


刚开始,这些洋行都还算规矩老实,用印度、北美和西班牙搜刮来的白银,带到中国购买茶叶和瓷器,由于白银数量巨大,能够向其他较小的商人借出白银而收取利息。同时这些洋行和公司实力强大,信用良好,其发行的债券也能够吸纳大量资金。

以英国为例,整个贸易链基本形式为,一条商船在英国装上工业制品前往广州(或是北美非洲殖民地),路上途径其他殖民地(如印度),当地的洋行分行需要购买商品时(洋行买下这些商品再分销到殖民地各处,就像一级分销商),可能会因手头钱不够,而以自身信用为背书(都是大型跨国企业,信用很好),开出相应金额的欠条(票据)。当商船到达广州(或返回英国)后,将欠条(票据)交给当地的洋行兑换白银,再购买茶叶和瓷器运到英国或其殖民地(或直接使用欠条向洋行换取商品),形成了以洋行开局的票据为中心的白银-商品流通链条。此时的这些洋行和公司,因其票据代替实物流转、代理发行债券的附加业务,已经具备了现代银行的职能和雏形。

但纵观整个贸易链,白银都是流向中国,形成中国贸易顺差的局面,这就导致西方国家极为不满,我在海外殖民地苦哈哈的掠夺白银,最终全交给中国,那我算什么?因此西方国家一直在寻找可以卖给中国的商品。

19世纪30年代,葡萄牙把印度的鸦片卖到澳门获利丰厚。接着英国紧随其后,通过广州将大量鸦片秘密销往中国,庞大的利润吸引了大量投机商,在广州的洋行数量暴增到150多家,其中大部分都从事鸦片贸易。最初,清朝发现鸦片祸国殃民,严重影响了国家稳定和发展,于是在1839年,派出林则徐清剿广东的鸦片贸易,多家外国洋行也在这次禁烟事件中被赶出广州夷馆驱逐回国,就包括怡和洋行(又称查顿马地臣洋行)、宝顺等多家洋行。清剿的2万余箱鸦片中,怡和洋行独占7千多箱。

面对这种情况,好不容易尝到清朝流出白银甜头的洋人当然不满。其中怡和洋行的合伙人Willian·Jardine(威廉·查顿,怡和洋行的创始人之一),跑去和相熟的英国议员商量,怂恿英国对中国开战。而此次禁烟事件,也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索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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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,清军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。直到1841年,清朝在战争中落败,英国趁机登录香港岛,虽然清朝曾派兵想要抢回,但无奈装备落于人而败北。1842年《南京条约》签订,清廷被迫开放多个通商口岸,并将香港岛和鸭脷洲割让给英国。自此香港就成为英国的殖民地。有趣的是,割让香港岛也是威廉·查顿力主的。在香港岛被割让后,威廉·查顿和詹姆士·马地臣重回中国,并将怡和洋行总部迁往香港,并于1843年在上海成立分行。出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“贡献”,南京条约中被勒索的2100万两白银,首批600万银元,就被授权给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经手处理,两家洋行能从中抽取1%的手续费(这也成了这两家洋行的发迹起点)。

其后,1860年《北京条约》割让九龙半岛,1898年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强租新界,形成了如今香港的基本范围。沦落为殖民地后,香港吸引了大量英国人,在此地开设公司,从对中国的贸易中攫取大量财富。此时了香港有了商业、商品、深水港、土地、人流几块碎片,还差最后一项“资金”,就能解锁“经济腾飞”卡牌。而这最后的“资金”,还是与中国息息相关。

1845年,英国西印度银行总部迁回英国,改名为东方银行(丽如银行),并在香港广州(1845年)、上海设立分行(1848年)。这是中国首家私人股份制银行,为中国带来了现代银行制度,也为金融掠夺打开方便之门。这家银行的主要业务,就是经办国际汇兑,因此也成为英国掠夺中国财富的金融堡垒。由于丽如银行是英国皇家特许银行,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和庇护,因此在1846年,丽如银行在香港发行第一批货币,推动了香港金融市场的形成。而之前就占据香港的多家洋行,也为香港提供了不少资金。

1851年,太平天国运动爆发,如燎原野火一般席卷清朝的核心地带。广州当地的“天地会”也祭出反清复明的旗号,在珠三角区域广招人马,反抗清廷暴政和洋人掠夺,广州作为通商口岸,自然成为受影响最大的地区,广州的汇兑市场一度停摆。到了1856年,英军炮轰广州,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,广州城内的老百姓奋起反抗,一把火烧了广州夷馆,资本和洋行慌忙逃到相对稳定的香港境内,为香港带去数量可观的资金。而广州受战火、租金和港深影响极大,商品贸易的重心也从传统的广州,转移至香港(华南区)和上海(华北区)。至此,香港终于集齐了经济发展的所有碎片,进入第一次腾飞期。


香港发展


到1856年,香港已经成为华南最大的商品集散地,中国每年1/4的进口商品和1/3的出口商品,都要通过香港进行周转!随着中外贸易体量快速膨胀,从事贸易的洋行,以及为这些洋行提供资金支持的银行也快速发展起来。其中就包括丽如银行(英资 1845年)、有利银行(英资 1857年)、麦加利银行(又称渣打银行 英资 1859年)和1865年初在香港成立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(The Hong Kong and Shanghai Banking Corporation 简称HSBC)等多家银行。不过,只有汇丰在成立之初,就明确专职为在华贸易提供资金。

1865年,美国内战结束,疯涨一时的棉花价格暴跌,导致大批炒家倒闭,最终引发1866年英国经济危机,一时间英国破产倒闭的公司、银行数不胜数。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也深受波及。但空缺的市场份额,却迅速被有实力和规模的大洋行填补,最终形成了以怡和洋行为首的四大洋行格局,分别为怡和、会德丰、和计、太古四家洋行(之前提到的宝顺洋行,因经营不善,在1867年宣布结业)。同时受到严重影响的,还有香港的银行业。之前在港开展业务的11家银行,纷纷破产倒闭,只剩汇丰、渣打、丽如、有利、法兰西5家银行。

这一次的经济危机,结束了香港金融和贸易市场的野蛮发展局面,也让香港正式形成了以转口贸易为主的经济模式。凭借巨量的中国市场和西方工业品的倾销,推动香港成为远东第二的贸易港口(上海是实至名归的第一)。时至今日,在香港的标签中,仍有自由贸易港的一席之地。

其后的几十年间,香港一直依托转口贸易和贸易金融服务而获得发展。但这些商品贸易所服务的中国内地,却一直在战乱和动荡中蹒跚而行。直到民主革命推翻帝制时期,香港也从单纯的贸易港口,逐渐转变为中国对外联系的重要窗口。下一篇,我们接着说,香港是如何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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