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作者 | Mars Yang

图片来源 | 互联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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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，一个繁荣且充满活力的城市，也是商业和金融繁荣的城市，更是人员和商品快速流转的城市；曾经香港的富庶人人向往，现在又成为资金进出的门户；在这里，各种文化交融碰撞，各路资金融合汇聚，又如潮水般冲回市场，成为影响世界金融市场的重要砝码。回望历史，香港的发展历程，恰如振奋人心的逆袭，从海边无名小渔村，一路发展成为世界最知名的大都会之一。现在，就让我们回溯时间，从伶仃洋边那个小小村落说起。

超乎大部分人的想象，香港本身的历史其实很久远，早在四千年前的新时期时代，就有先民在此地居住，秦平定百越后，设置了南海、桂林、象郡三郡，而香港所在的位置，则归入南海郡番禺县、汉朝时归入南海郡博罗县、晋隋时期归属于宝安县、到唐朝时期，宝安县改为东莞县，而现在香港所在地，也归入东莞县管辖，唐军在此也有驻军，并巡视海防。到南宋朝时期，随着政权南移，大量人口迁入南方，使得整个南方经济文化水平都有了较大提升，各种自然资源也因人流涌入，得到进一步开发。

明清时期，香港已经归入广东省新安县（也就是现在的深圳）管辖，产于东莞的沉香也大部分通过香港出口，相传这也是“香港”这一名称的来源。彼时的香港，虽然已经有4千余居民，并有香料出口的海运码头，且在九龙、赤柱等地有驻军，但本质上还是以农、渔、采石业为主的小农经济渔村。

1757年，乾隆帝下令“一口通商”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，广州成为唯一对外通商的口岸，与外界的商品贸易都必须通过广州，为规范外商（主要是西方商人）的活动范围，广州在珠江边建立了中外交易场所“夷馆”，将外商都圈在夷馆范围内活动，并通过“广州十三行”与洋人接洽贸易。在被“圈”住的西方商人中，就有东印度公司、怡和洋行（英）、宝顺洋行（英）、旗昌洋行（美）等。香港在航路上靠近广州，加上广州港因水深无法泊入大型船只，只能在香港这样的深水港停泊卸货，换成小吨位船只才能进入广州港，因此香港也获得了一定发展。

刚开始，这些洋行都还算规矩老实，用印度、北美和西班牙搜刮来的白银，带到中国购买茶叶和瓷器，由于白银数量巨大，能够向其他较小的商人借出白银而收取利息。同时这些洋行和公司实力强大，信用良好，其发行的债券也能够吸纳大量资金。

以英国为例，整个贸易链基本形式为，一条商船在英国装上工业制品前往广州（或是北美非洲殖民地），路上途径其他殖民地（如印度），当地的洋行分行需要购买商品时（洋行买下这些商品再分销到殖民地各处，就像一级分销商），可能会因手头钱不够，而以自身信用为背书（都是大型跨国企业，信用很好），开出相应金额的欠条（票据）。当商船到达广州（或返回英国）后，将欠条（票据）交给当地的洋行兑换白银，再购买茶叶和瓷器运到英国或其殖民地（或直接使用欠条向洋行换取商品），形成了以洋行开局的票据为中心的白银-商品流通链条。此时的这些洋行和公司，因其票据代替实物流转、代理发行债券的附加业务，已经具备了现代银行的职能和雏形。

但纵观整个贸易链，白银都是流向中国，形成中国贸易顺差的局面，这就导致西方国家极为不满，我在海外殖民地苦哈哈的掠夺白银，最终全交给中国，那我算什么？因此西方国家一直在寻找可以卖给中国的商品。

19世纪30年代，葡萄牙把印度的鸦片卖到澳门获利丰厚。接着英国紧随其后，通过广州将大量鸦片秘密销往中国，庞大的利润吸引了大量投机商，在广州的洋行数量暴增到150多家，其中大部分都从事鸦片贸易。最初，清朝发现鸦片祸国殃民，严重影响了国家稳定和发展，于是在1839年，派出林则徐清剿广东的鸦片贸易，多家外国洋行也在这次禁烟事件中被赶出广州夷馆驱逐回国，就包括怡和洋行（又称查顿马地臣洋行）、宝顺等多家洋行。清剿的2万余箱鸦片中，怡和洋行独占7千多箱。

面对这种情况，好不容易尝到清朝流出白银甜头的洋人当然不满。其中怡和洋行的合伙人Willian·Jardine（威廉·查顿，怡和洋行的创始人之一），跑去和相熟的英国议员商量，怂恿英国对中国开战。而此次禁烟事件，也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索。

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，清军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。直到1841年，清朝在战争中落败，英国趁机登录香港岛，虽然清朝曾派兵想要抢回，但无奈装备落于人而败北。1842年《南京条约》签订，清廷被迫开放多个通商口岸，并将香港岛和鸭脷洲割让给英国。自此香港就成为英国的殖民地。有趣的是，割让香港岛也是威廉·查顿力主的。在香港岛被割让后，威廉·查顿和詹姆士·马地臣重回中国，并将怡和洋行总部迁往香港，并于1843年在上海成立分行。出于第一次鸦片战争的“贡献”，南京条约中被勒索的2100万两白银，首批600万银元，就被授权给怡和洋行和宝顺洋行经手处理，两家洋行能从中抽取1%的手续费（这也成了这两家洋行的发迹起点）。

其后，1860年《北京条约》割让九龙半岛，1898年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强租新界，形成了如今香港的基本范围。沦落为殖民地后，香港吸引了大量英国人，在此地开设公司，从对中国的贸易中攫取大量财富。此时了香港有了商业、商品、深水港、土地、人流几块碎片，还差最后一项“资金”，就能解锁“经济腾飞”卡牌。而这最后的“资金”，还是与中国息息相关。

1845年，英国西印度银行总部迁回英国，改名为东方银行（丽如银行），并在香港广州（1845年）、上海设立分行（1848年）。这是中国首家私人股份制银行，为中国带来了现代银行制度，也为金融掠夺打开方便之门。这家银行的主要业务，就是经办国际汇兑，因此也成为英国掠夺中国财富的金融堡垒。由于丽如银行是英国皇家特许银行，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和庇护，因此在1846年，丽如银行在香港发行第一批货币，推动了香港金融市场的形成。而之前就占据香港的多家洋行，也为香港提供了不少资金。

1851年，太平天国运动爆发，如燎原野火一般席卷清朝的核心地带。广州当地的“天地会”也祭出反清复明的旗号，在珠三角区域广招人马，反抗清廷暴政和洋人掠夺，广州作为通商口岸，自然成为受影响最大的地区，广州的汇兑市场一度停摆。到了1856年，英军炮轰广州，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，广州城内的老百姓奋起反抗，一把火烧了广州夷馆，资本和洋行慌忙逃到相对稳定的香港境内，为香港带去数量可观的资金。而广州受战火、租金和港深影响极大，商品贸易的重心也从传统的广州，转移至香港（华南区）和上海（华北区）。至此，香港终于集齐了经济发展的所有碎片，进入第一次腾飞期。

到1856年，香港已经成为华南最大的商品集散地，中国每年1/4的进口商品和1/3的出口商品，都要通过香港进行周转！随着中外贸易体量快速膨胀，从事贸易的洋行，以及为这些洋行提供资金支持的银行也快速发展起来。其中就包括丽如银行（英资 1845年）、有利银行（英资 1857年）、麦加利银行（又称渣打银行 英资 1859年）和1865年初在香港成立的香港上海汇丰银行（The Hong Kong and Shanghai Banking Corporation 简称HSBC）等多家银行。不过，只有汇丰在成立之初，就明确专职为在华贸易提供资金。

1865年，美国内战结束，疯涨一时的棉花价格暴跌，导致大批炒家倒闭，最终引发1866年英国经济危机，一时间英国破产倒闭的公司、银行数不胜数。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也深受波及。但空缺的市场份额，却迅速被有实力和规模的大洋行填补，最终形成了以怡和洋行为首的四大洋行格局，分别为怡和、会德丰、和计、太古四家洋行（之前提到的宝顺洋行，因经营不善，在1867年宣布结业）。同时受到严重影响的，还有香港的银行业。之前在港开展业务的11家银行，纷纷破产倒闭，只剩汇丰、渣打、丽如、有利、法兰西5家银行。

这一次的经济危机，结束了香港金融和贸易市场的野蛮发展局面，也让香港正式形成了以转口贸易为主的经济模式。凭借巨量的中国市场和西方工业品的倾销，推动香港成为远东第二的贸易港口（上海是实至名归的第一）。时至今日，在香港的标签中，仍有自由贸易港的一席之地。

其后的几十年间，香港一直依托转口贸易和贸易金融服务而获得发展。但这些商品贸易所服务的中国内地，却一直在战乱和动荡中蹒跚而行。直到民主革命推翻帝制时期，香港也从单纯的贸易港口，逐渐转变为中国对外联系的重要窗口。下一篇，我们接着说，香港是如何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。